這天一早，該國《時代報》（The Age）、《悉尼先驅晨報》（Sydney Morning Herald）和澳洲九號電視臺（The Nine Network）新聞節目“60分鐘”一齊拋出“中國間諜滲透香港 投誠澳洲求庇護”的“大新聞”，香港、臺灣地區一眾“毒媒”隨即跟進，讓本就復雜詭譎的香港局勢更加混亂。

 

　　雖然中國迅速有力地進行了反制，第一時間證明這完全是個子虛烏有的假新聞，但惡劣的影響已經造成，對次日選舉的沖擊難以估量。

　　經公安機關核查，當事人王立強實為在逃詐騙犯

 

　　這場“表演”，是澳大利亞媒體近年來一貫作為的最典型案例。近年來，尤其是2017年下半年以來，澳大利亞頻頻向中國發難，政界、媒體競相抹黑中國，煽動反華、恐華情緒，幾近無所不用其極。雖然美西方主流媒體在對華報道上基本都采取負面、雙標做法，但鮮少有哪國媒體像澳大利亞這幾家這樣，跳得這么高、叫得這么響。

 

　　澳洲媒體的“十宗罪”

 

　　過去一年，美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的“口誅筆伐”達到了一個新高度。在它們的報道中，你很難看到一句說中國好的話，香港修例風波、新疆“人權問題”、華為5G、網絡攻擊、知識產權等話題被反復翻炒，真可謂生命不息、抹黑不止。除了這幾項“規定動作”，澳媒還“自發”地翻炒了一大堆的“自選動作”，比如指責中國干預澳大利亞政治。

 

　　從2016年開始，以澳大利亞廣播公司（ABC）為代表的一群澳媒，就開始渲染“和中國有聯系”的企業及個人向該國政界輸送政治獻金，“輕而易舉地成為了外國捐款的最大來源”。 2017年6月，澳大利亞安全情報機構親自為這些報道背書，宣稱政治捐款的金額超過550萬澳元，“兩位著名華商有可能是中國政府代理人”。 當年11月，澳大利亞工黨參議員山姆·達斯提亞里（Sam Dastyari）因涉嫌收受“中國獻金”被迫辭職，工黨黨首比爾·肖頓（Bill Shorten）也被卷入非議。澳大利亞金融評論（AFR）則“披露”與中國談成了一項貿易協定的前澳洲貿易部長安德魯·羅布（Andrew Robb）收到了“一名中國富豪年薪逾65萬美元的兼職顧問合同”。

 

　　澳媒還指責中國在澳洲政壇直接安插代理人。

 

　　2017年12月，《澳大利亞人報》（The Australian）在頭版刊文稱，澳大利亞情報機構已經確定了“十名與中國情報部門有關聯的地方和州政治候選人”，這是“中國干涉澳大利亞民主體系計劃的一部分”。 2019年9月，澳大利亞自由黨女議員、澳洲首名華裔議員廖嬋娥（Gladys Liu）因為涉嫌“通共”，淪為澳媒的眾矢之的。 同年11月底，“王立強案”的畫皮被戳穿后，《時代報》、《悉尼先驅晨報》和“60分鐘”不僅不就此收斂，反而更加瘋狂地大炒起“中國情報機構試圖在澳洲議會安插一名特工”，而且這回學聰明了，直接搞了個死無對證。

　　澳大利亞議會（資料圖）

 

　　憑空造謠、無中生有仍嫌不夠，澳媒還演示了什么叫“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”。

 

　　2017年3月，中國駐澳總領事邀請澳洲當地華裔居民和公民來到中國使館，希望他們在即將到來的中國領導人訪問期間幫助塑造公眾輿論。這個再正常不過的公關活動，卻被外媒解讀成了“中國政府直接——而且往往是秘密地——參與澳大利亞政治活動的一個例子”。

 

　　澳媒“腦回路清奇”可遠不止這一例。

 

　　2019年5月澳大利亞大選前，ABC大肆炒作微信上“隸屬于中共的賬戶”嘲笑聯盟黨政府、詆毀澳大利亞，為“中國干涉之鐵證”。這些賬戶是何方神圣？打開報道一看，“鐵血軍事”明晃晃映入眼簾，下面則是《環球時報》，以及一幅“難民全部綠卡！共享澳洲盛世！”的網友P圖。這是認定了讀者都不懂中文嗎？

 

　　澳媒強加的其他罪名還包括染指澳洲新聞報道（“罪名”是一家公司在澳洲的報紙上發宣傳中國的廣告）、壓制出版（一份書稿因為水平問題沒有出版商肯收，也成了中國的鍋）、攪動澳大利亞學術自由（因為中國留學生自發同亂發涉華錯誤言論的教師辯論）、以及壓制香港、臺灣的聲音（中國留學生舉行了愛國愛港、反對臺獨的游行）。總而言之，支持中國就是“有罪”。

 

　　就連中國對澳大利亞經濟的貢獻都成了“罪”。在澳媒口中，澳大利亞經濟對中國的“過度依賴”帶來了威脅，互惠互利的經濟關系，成了中國對澳政治施壓的“陰謀”。

 

　　自2009年以來，中國就一直是澳大利亞最大的雙邊貿易伙伴，2019年，澳大利亞對中國的出口份額從2018年的34%達到了創紀錄的38%，即1170億澳元，高于其他任何國家和地區。此外，中國留學生已被公認為澳大利亞教育產業的最大貢獻者，每年為澳大利亞經濟帶來320億澳元的收入。普華永道首席經濟學家杰里米·索普（Jeremy Thorpe）表示，如果中國經濟急轉直下，澳大利亞的經濟增長率可能會減少3至5個百分點。

 

　　按理說沒有人會跟錢過不去，但澳大利亞偏偏就要在財神爺頭上動土。近年來，中國對澳大利亞的投資幾乎沒有不引起爭議的，租借達爾文港、收購澳洲電網（Ausgrid）、投標天然氣管道、參與興建5G，連收購一塊私人養牛場都能驚動堪培拉。

 

　　澳大利亞沒有簽署任何“一帶一路”諒解備忘錄。因為杞人憂天般的“中國施壓”而拒絕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，澳大利亞偏執、敏感到了如此程度，真是令人震驚。對此，澳媒的選擇性報道居功至偉——它們眾口一詞地竭力渲染虛無縹緲的“中國威脅”，卻只字不提中國投資帶來了多少看得見、摸得著的好處。

 

　　這其中的原因，除了“有色眼鏡”和意識形態之外，實在找不出別的解釋。

 

　　極其惡劣的負面影響

 

　　澳洲媒體對華報道的傾向如此之歪，澳洲政府難辭其咎。

 

　　2019年10月，莫里森政府最資深的人物之一、澳大利亞內政部長彼得·達頓（Peter Dutton）大放厥詞，公開聲稱中國與澳大利亞的價值觀“格格不入”。ABC表示，這是“迄今為止澳洲聯邦政府部長對中國構成的威脅發出的最強硬的言辭”。就連這位總理本人，也第一時間對子虛烏有的“王立強案”表示“令人深感不安和困擾”。

 

　　類似言論，近幾年來澳大利亞一抓一大把：

 

　　著名對華鷹派、自由黨議員兼國會情報安全委員會主席的安德魯·哈斯蒂（Andrew Hastie），敦促澳大利亞政府和公眾認識到“中國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民主和安全威脅”，并將西方對中國的容忍與對納粹德國的綏靖相提并論。 2018年6月，澳大利亞通過《反外國干預法》，毫不掩飾地指向中國（馬爾科姆·特恩布爾臭名昭著的“澳大利亞人民站起來了”言論，正是為該法而發）。

　　一些澳洲政客幾乎毫不掩飾對中國的敵意，似乎對中澳關系日趨惡化毫不擔憂。政界風向如此，媒體只會更極端。

 

　　這些極端言論的毒素已經蔓延到了公眾輿論中，整個澳洲社會對“北京的政治野心”和“中國間諜”杯弓蛇影，草木皆兵。

 

　　2019年澳大利亞羅伊研究所（Lowy Institute）的民調顯示，澳大利亞對中國的態度全面趨于強硬，44%的受訪者認為，在決定允許哪些外國公司為重要服務提供新技術時，“保護澳大利亞人免受外國政府的入侵”應該是政府的首要任務。只有32%的受訪者表示，他們“非常”或“在一定程度上”相信中國會“負責任地行事”，這一比例較2018年下降了20個百分點，跌至羅伊研究所民調史上的最低水平。

 

　　安德魯·哈斯蒂宣稱，自己的辦公室已經被來自澳洲全國各地的電子郵件、電話、甚至是手寫信件淹沒了，這些人都在表達他們對“中國在澳大利亞行徑”的憤慨和焦慮。“傅滿洲”好似又出山了。

 

　　但澳大利亞從這種極端偏頗、負面的媒體立場中獲益了嗎？答案顯然是否定的。公眾輿論的惡化顯然影響澳大利亞對中國投資和學生的吸引力。

 

　　事實上，悉尼大學副教授薩爾瓦托·巴邦斯（Salvatore Babones）承認，中國學生的入學人數已經開始下降，截至2019年5月底，當年澳大利亞中國留學生的入學人數僅增長了2.4%。同樣，英國《金融時報》記者杰米·史密斯（Jamie Smyth）也指出，“目前已經出現了放緩的跡象，第一季度發放的中國學生簽證數量下降，悉尼麥考瑞大學（Macquarie University）實施了預算削減，至少部分原因是國際學生數量下降。”

 

　　政治領域的負面影響更加直接。在此前的種種“作死”操作拖累之下，即使當前的堪培拉政府試圖改善雙邊關系，也會發現困難重重。前澳大利亞駐華大使芮效銳（Geoff Raby）甚至認為，中澳關系正處于兩國自建交以來的最低點，因為自2016年以來，還沒有澳大利亞總理訪問過中國（事實上，特恩布爾那次也是為了參加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，而非專程訪華）。

 

　　要改變這一局面，澳大利亞媒體必須率先做出改變，因為正是他們挑起的單方面指責，導致了中澳關系急轉直下、跌入低谷。

 

　　但是，澳媒會改變嗎？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。

 

　　回到本文開頭提到的“王立強案”。無論是勁爆程度、時機選擇還是聯動水平，這枚“輿論炸彈”都堪稱頂尖，絕對是經過了精心籌劃，專門沖著香港區議會選舉而來，下手穩、準、狠，影響格外惡劣。

 

　　這已經不能用一般的“宣傳效果”來衡量了，它將脫離新聞史，被列入國際關系史范疇，堪與那封引發普法戰爭的“俾斯麥電文”相媲美（BBC炒作鄭文杰也是如此）。很難想象，沒有幕后黑手的指揮、單憑這幾家媒體自己，能夠制造出如此爆炸性的效果。

 

　　這起事件足以證明，部分澳大利亞媒體已不再是普通的“反華媒體”那么簡單了，而是已成為“五眼聯盟”宣傳機器中的一支“特種部隊”，與美西方反華政治、情報勢力高度協同、密切合作，專門在敏感時點拋出精心炮制的“炸彈”，作用非一般謠言可比，目的就是打擊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國家利益。

 

　　對于這些媒體，也已不應再用傳統的、看待普通外媒的眼光和方式來對待，而應正視其真實面目，堅定進行有力揭批和反制，才能守住中澳關系的底線。